摘要：在乡村治理的示范创建活动中，地方政府基于任务压力和成本效益的综合考量，更可能将那些产业发展、自然禀赋、地理区位、政治基础和生态环境等条件较好的村庄作为典型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会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并以项目的形式重点支持典型村建设，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择优发展”路径。“择优发展”会导致乡村治理中的外显型不均衡和内隐型不均衡，二者分别表现为典型村与非典型村在资金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机会，以及村民可持续生产意识、村干部能力、村民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状况等方面的明显差距。从深层次看，这种不均衡发展格局是由特殊型和封闭型的政策选择造成的，并因资源导向型和不可持续型的政策执行而得以强化，因绩效型和断裂型的政策推广而得以固化。要从根本上解决“择优发展”所导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必须深入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进行检视和考量，在调整和优化“择优发展”政策过程上下功夫，不断进行政策工具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项常规性政策工具，示范创建在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开展“百县千乡万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抓点带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展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组织开展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示范创建”通常又被称为树立典型，其宗旨是通过典型经验的复制与推广，实现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跃升，它遵循的是一种“以点带面”的扩散逻辑。^①通过资源输入的累加集成进行示范创建，可以实现政策资源分配效能的提升，进而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示范创建追求的目标是可参考性和可推广性，即示范性与可复制性的耦合。

然而，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示范创建”在部分地区容易异化为“择优发展”，最终导致了“点上繁荣、面上凋敝”的不均衡发展困境。具体来说，那些产业发展、自然禀赋、地理区位、政治基础和生态环境等先天或既有条件较好的村庄更可能被选为典型村并得到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支持，而那些更需要发展资源但现有条件处于劣势地位的非典型村更容易遭到忽视和排斥，最终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在任务压力传导和效益最优原则的约束和作用下，“择优发展”追求的优先目标是速成性和可认定性，而示范性与可复制性则可能会被置后甚至忽略。这样，典型示范可能不仅起不到预期的带动作用，反而会加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示范创建在基层实践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可能会使政策落地产生偏差，背离“以点带面”的初衷，进而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本文将在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中，基于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剖析，呈现示范创建中“择优发展”路径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讨“择优发展”导致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不均衡发展格局的深层逻辑和调适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对“择优发展”导致不均衡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并形成理论解释，故采用工具性个案研究方法^②。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文本材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的示范创建活动中，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发展不均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本文选取山东省A县M镇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

A县M镇为省级贫困镇，而其下辖的D村则是全省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以D村为核心的片区是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2018年以前，该片区约1/3的村集体收入仅数千元，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庄日益空壳化。2018年至2024年期间，该片区从民宿业起步，逐渐发展成集茶舍、陶艺、扎染等50多个业态于一体的综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其间，2019年该片区被山东省列入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创建单位。随后，M镇开始重点支持D村建设，对其投入大量的项目和资金，试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打造当地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并鼓励当地其他村庄效仿D村的成功经验以实现自身的发展。相较于M镇的其他村庄（本文选取Q村、B村、Y村和X村作为对比），D村拥有良好的道路交通条件、地理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基础。同时，在前期脱贫攻坚过程中对D村的关注和投入，使其在乡村振兴初期就拥有比其他村庄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成熟的产业生态。M镇政府重点打造D村的初衷是通过D村的先行先试获得可被其他村庄借鉴和参考的经验，带动非典型村的发展，最终在全镇范围内实现乡村振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初衷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对于本文的核心议题而言，M镇的实践具备一定的代表性。

基于对个案研究严谨科学性的考量，为保证研究结论的效度^③，笔者通过对政府干部、两类村庄村委负责人、农企代表、种植大户代表、外来投资者代表、乡村旅游示范区商铺经营者代表和普通村民代表的非结构化深度访谈搜集一手资料，通过对两类村庄在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造、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参与式观察获得经验数据，通过入户结构式访问和对两类村庄普通村民的问卷调查获取辅助数据^④，通过县政府官方网站、镇政府部门、典型村和非典型村的村委会获取相关的政策性文件。

二、发展不均衡：“择优发展”的实践困境

基于“择优发展”的示范村建设实际，本文提出“外显型不均衡”和“内隐型不均衡”两个概念。外显型不均衡用以描述乡村产业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农业技术运用和农民生产就业等方面的不均衡状况，内隐型不均衡用以描述社区文化和价值观、社会互动和合作、村干部能力、可持续生产意识以及社区治理参与度等方面的不均衡状况。

（一）外显型不均衡

目前学界对于示范村建设中的外显性要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普遍认为其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既有研究主要从农业企业发展^⑤、财政资金分配^⑥、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⑦等角度进行探讨，甚至对农民就业状况^⑧和社会支持体系^⑩也有所涉及。综合既有理论研究，本文确定以发展资金分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机会等三项指标来呈现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外显型不均衡状况。

其一，发展资金分配的不均衡。

当前，我国农村自治组织的运转及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⑩而在示范村建设中，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在重点发展区域，以期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经济成效。在对M镇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自2019年A县决定以D村为典型村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以来，从A县政府到M镇政府，对于D村的财政资源投入相对较大，而对于非典型村的支持则相对有限。M镇Q村村支书表示：“我们村是个非典型村，目前村里财政支持建设的企业就只有一家养殖场。我们镇上的典型村，他们本身就建设得很好了，但政府还是拼了命地给他们砸钱砸项目，光是财政撬动的资金就是几千万元。如果拿少的说，就说村集体经济收入，典型村（D村）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了130万元，而我们村只有不到25万元，我们村在发展上就会很乏力。”（访谈资料：LT20220903)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M镇所承接的项目和资金的主要投向均是典型村的乡村产业。以D村为中心的乡村示范区在2021年便已形成集农业、旅游、文化教育为一体的相对成熟的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其灵芝、樱桃及草莓种植也已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此外，还引入建设30多个业态，仅Z集团投资建设的田园综合项目的总投入便接近6亿元。与此相比，非典型村多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比如，直到2023年，B村除去花生、地瓜和玉米种植之外，仅有政府投资的规模化短尾绵羊养殖场等少数乡村企业，并且政府在后续扶持方面资源投入不断减少。总体来看，非典型村普遍面临“乡村要振兴”与“发展缺资金”的困局。

其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农村水、电、路、气、信以及公共人居环境、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设施。基于可行性考虑，笔者将公共基础设施分为农村教育、医疗卫生、道路交通、水气改造、村容村貌、物流设施、便民服务、住房改造、通讯设施等方面。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典型村村民对本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满意度显著高于非典型村。

其中，物流设施和农村教育方面的差距最大，典型村和非典型村村民的满意度分别相差30.83%和30.00%。在物流设施方面，实地考察发现，相比于非典型村，D村拥有更完善的交通网络、更现代化的仓储设施以及更高水平的信息技术支持，这使得D村的货物流通更加顺畅，物流效率也更高。相反，被观察的非典型村受制于不完善的交通网络和不利的地理位置，物流效率、供应链畅通度则相对低下。在农村教育方面，D村利用示范建设的政策支持，以建设文化示范区为依托，打造儒学、茶艺、陶艺等教育基地，每年还会承接一定规模的大学支教和社会实践，这些在非典型村都很难实现。总之，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农村教育发展在资源分配、政策支持以及社会资本积累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在村容村貌和道路交通方面，典型村村民的满意度也与非典型村存在明显差异，分别相差27.50%和20.83%。通过实地观察可以发现，D村在人居环境建设上更为完善，建筑物外观维护良好，公共空间规划有序，村庄整体面貌更加美观和整洁；同时，D村实现了道路建设硬化到户，道路更宽阔、平整，交通标识和设施也更为完备。相比之下，被观察的非典型村基础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在道路建设上，Q村和B村仅硬化了主干道，而Y村和X村虽硬化到户但相对简易，道路比较狭窄且坑洼不平，也缺乏交通标识。

其三，发展机会的不均衡。

村庄发展机会是指在现有的环境下村庄存在的各种有利于本村经济产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进一步发展和改善的潜在可能性。典型村相比于非典型村得到了更多的政府资金和项目，政府对于典型村的资源配置和规划也更为充分和合理，这不仅提高了典型村的生产效率，也增强了其吸引投资和产业迁入的竞争力，因而更有可能引入更多的新业态，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相比之下，非典型村受制于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不足，新业态的引入面临较大困难，未来发展前景普遍不乐观。Q村、B村、Y村和X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仍以传统农业、手工业为主，产业发展新动能不足，产业转型面临阻碍。通过走访农资站、供销社、普通农户得知，非典型村种植花生、玉米的农户较多，且销售方式单一，主要都是自种自销或在成熟时由专人收购，电商普及度极低，带给农户的经济效益也极低。同时，非典型村相比典型村更缺少就业机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典型村和四个非典型村的本村非农就业比例分别为41.67%和25.83%，本地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68.00%和41.94%。另外，对于非典型村农业生产的社会支持体系也不完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受社会组织农业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培训、市场信息服务以及政府农业补贴和培训的比例，典型村与四个非典型村分别为71.67%和35.83%、71.67%和35.83%、58.33%和45.83%、90.00%和65.00%。总之，与典型村相比，非典型村经济发展受限，人口外流加剧，创新动力不足，更缺少发展机会。

（二）内隐型不均衡

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内隐性因素对于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有研究认为，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对政府服务和乡村治理的绩效有重要影响。^⑪也有研究提出，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使得村干部更关注本村村民的现实需求和切身利益，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⑫还有研究认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建设对乡土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⑱

基于相关理论研究，结合对M镇部分政府官员、两类村庄多个村委负责人的访谈，本文确定从九个方面来观察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内隐型不均衡状况，具体包括村民对村干部选举的参与状况、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监督状况、村民间的互助合作状况、村民的可持续生产意识、村民对于村庄公共治理的参与状况、村民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状况、村民对本村乡风文明的评价状况、村庄党组织建设状况、村干部能力状况。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方面的不均衡大都比较明显。

首先，在村民的可持续生产意识方面，两类村庄的差距最为显著。典型村村民（75.00%）近五年内对于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以及对于农业生产废弃物的处理表现出比非典型村村民（33.33%）更强的环保意识。

其次，在村干部能力方面，两类村庄的差距也格外明显。在我们选取的村干部争取项目的能力、招商引资的能力、公平公正处理问题的能力、组织动员能力、政策宣传能力、乡村治理的专业能力、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等七项能力中，村民更看重村干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85.56%）、公平公正处理问题的能力（81.67%）和争取项目的能力（68.89%）。而对于本村村干部综合能力的评价，典型村村民（93.33%）大大高于非典型村村民（55.00%）。

此外，在村民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状况方面，两类村庄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距。调研发现，对本村开展的节日和民俗活动、公共文体类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及村庄公共文化空间和设施建设的参与率，典型村村民（65.00%）显著高于非典型村村民（30.00%）。主要原因是，典型村D村为乡村旅游示范区，拥有妇女儿童家园、娱乐广场、文艺集市和乡村书店等多种文化空间与设施，为村民提供了较多的公共文化活动参与机会。而非典型村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庄交通不便和区位相对偏僻等原因，很少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以及很少举办常规性的公共文化活动。

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在村民间的互助合作状况、村民对于村庄公共治理的参与状况、村庄党组织建设状况、村庄公共事务的监督状况等多个维度上，由于资源分配、政策偏向和乡村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都制约着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择优发展”导致不均衡格局的内在逻辑

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不均衡发展格局的生成和演化，始终与“择优发展”的政策过程相伴随。本文将政策过程分为政策选择、政策执行、政策推广三个阶段，分析“择优发展”政策驱动下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不均衡发展格局是如何形成、强化和固化的。

（一）封闭型和特殊型的政策选择：不均衡格局的形成

最初，在A县政府明确表达了自身的政策意图以及规定了示范村建设的要求和量化指标后，出于对主要领导个人晋升以及M镇获得财政奖励和支持的考虑，即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大化，M镇政府便主动承担了硬性的执行责任，放弃了对于示范村建设政策的建议权和决定权，使得A县政府成为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M镇的示范村建设实际上成为一项由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缺失的封闭型政策选择。受任务导向性原则和效益最大化原则的双重约束，M镇政府在典型村的选择和建设上自然会优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发展、自然禀赋和组织建设基础较好的村，而非优先考虑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建设。D村位于交通主干道和水库区附近，具有良好的交通和生态基础，且位于城郊区域，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更容易打造成为示范村建设的“亮点工程”。如此一来，“择优发展”政策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又成为一项基于成功的可能性而作出的特殊型政策选择。

典型村的建设能否产生示范意义，有效地带动非典型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典型村本身的典型性，即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而非村庄自身的特殊性。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越小，示范建设的经验越可靠，越具有学习价值。¹⁴相反，如果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差异化程度较大，特别是存在着区位、资源、产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典型村的经验便会存在特殊性，便很难对其他地区有启示和引领作用。此外，政府下达的政策目标和任务是否切实考虑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是否辩证地考虑最需要发展的村庄和最便于发展的村庄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影响不均衡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往往会一味地下达任务而不关注哪些是最需要发展的村庄，下级政府出于完成任务的考量，往往会优先选择最便于发展的村庄。在这种封闭型政策选择的作用下，典型村往往是那些本身就已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并不断地获得上级政府、社会力量的资金和项目投入的村庄，而非典型村则是那些最需要发展却很少得到资金和项目支持的村庄。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择优发展”的示范村建设模式自然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

（二）资源导向型和不可持续型的政策执行：不均衡格局的强化

在M镇的典型村确定初期，D村凭借自身良好的区位、资源和产业等基础条件，利用示范村建设的政策扶持和财政资金，实现了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那些急需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的非典型村却很少得到关注。而随着政策“择优发展”倾向的维续，D村凭借自身的优势持续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的企业、项目和资金。在整个示范村建设过程中，M镇的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植入本地时，由于资本自身的逐利性，会优先考虑落地在D村，而更需要支持的非典型村会持续失去发展机会。加之M镇官员在示范村建设过程中存在政绩冲动，会对资本的不断集中予以“默许”，由此形成了一种资源导向型的政策执行。同时，M镇缺少对于本地产业结构的合理规划，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缺少有效的安排和管理，对于社会资本的进入缺少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导致了乡村资源的浪费和低效，D村部分商户和企业出现了勉强维持甚至是倒闭的现象，M镇示范村建设的“择优发展”路径事实上成为一种不可持续型的政策执行。D村村支书就透露道：“其实我们村并不像新闻上宣传的那么好，我们的发展方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拿这个乡村旅游示范区的这些商户来说，你去年来的时候还存在的那些商户，今年大部分都换了，主要还是经营不下去。我们建造的这些娱乐设施，一年到头也很少有人会来玩。”（访谈资料：LT20231110)

资源导向型的政策执行虽然可以实现典型村的快速建设和发展，在短期内打造形成区域内的“亮点工程”，但这种政策执行违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领导个人注意力分配的政绩偏好，会导致亮点工程打造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产生村庄发展的资源陷阱。¹⁵由于资源总量既定，政府往往会在典型村集中投入项目和资金，过度追求规模化，这样会影响其对周边地区的关注和支持力度。而非典型村则因缺乏同等支持而陷入发展困境，且在基础服务和福利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与典型村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而强化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发展格局。同时，过度依赖资源的堆叠可能导致示范村的发展缺乏长期的可持续性，一旦市场主体撤出，典型村的发展就可能面临资金困境，难以维持之前的发展速度。而不可持续型的政策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限制了政府部门的创新发展动力，这主要表现为政府缺少对于典型村建设的结构性、灵活性规划，对于典型村建设的过程缺乏监督和管控。当社会需求产生时，政府无法及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政策调整，难以适应典型村发展过程中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样就会导致过度开发和重复建设等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产生大量的机会成本，致使典型村建设成效缩水。

（三）绩效型和断裂型的政策推广：不均衡格局的固化

M镇通过“择优发展”路径形成示范经验后，随即进入政策推广阶段。在此阶段，M镇的政策推广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是绩效型政策推广，即主要展示典型村建设的成绩，而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忽视。M镇在推广典型村的建设经验时，不以实现政策目标、塑造政府形象、巩固群众基础等为追求，而是以应对上级政府的考核、获得经济奖励和职务晋升为目的。且M镇推广的D村经验主要以乡村旅游发展经验为主，这样确实可以展示一个看似良好的示范村建设状况，但实际上由于不可持续的资源集中投入，乡村旅游的发展和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次是断裂型政策推广，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选择性学习，示范创建和经验推广过程发生了断裂。M镇的“择优发展”路径实际上表现为选出典型村后竭尽一切资源对其进行打造，典型村便因为聚集了先天优势、政策红利和发展资源而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效果。但是，倾向性的政策支持和不平衡的资源分配赋予了典型村难以复制的特殊性，使其失去了作为政策创新先行者应有的实践价值。¹⁶非典型村在学习典型村经验的过程中，由于其与典型村之间在资源禀赋、利益需求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按照典型村的示范经验进行建设会导致成本激增，最终可能会放弃这种发展模式，转而重新选择和探索其他发展模式。B村村支书即表示：“D村那边的发展路子我们学不来，镇上天天跟我们说要向他们学习，要多去参观和交流，可是我们去参观交流完了之后，回到我们村里发现，我们一没钱，基本上省里和县里的财政专项资金都给他们村了，二没有他们的自身优势。”（访谈资料：LT20231110)

总的来说，绩效型政策推广出于应对上级考核和获得经济回报的考量，将推广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这样往往会过度关注示范村取得的外在成绩，而忽略这些成绩背后存在的问题。如果经验推广过分强调表面的成功指标，而缺乏对政策实质效果和未来前景的深入分析，则典型村的示范难以持续产生长期的社会价值。断裂型政策推广可能导致非典型村在学习典型村经验时面临成本过高、效益不佳的困境，进而陷入发展的停滞状态。在示范经验推广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会导致“择优发展”的示范村建设政策失灵，无法真正满足各地的发展需求，对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迈向均衡发展：“择优发展”路径的调适

推动示范创建中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均衡发展，需从政策源头进行调整和优化。要重构“择优”标准，将普惠性与可持续性深度融入政策选择、执行与推广全过程，实现从典型示范到全域共治的系统性转变。

（一）政策选择阶段：回归示范创建的本源

在示范创建的政策选择阶段，对“择优发展”路径的根本性调适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刻回归政策的原始立意，通过典型村的先行先试带动非典型村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乡村全域振兴。这要求彻底矫正当前实践中将“择优”等同于“择易”的逻辑偏差。具体而言，政策选择需突破双重结构性桎梏：其一，打破由上级政府单方主导、村民诉求表达通道闭塞形成的封闭型政策选择；其二，克服因过度追求成功可能性而依据区位、资源等先天优势确定示范村的特殊型政策选择。政策选择的调适，关键在于重构“何为优”的认知框架与运作机制。首先，“优”的标准需从资源禀赋优越性转向基础条件代表性、发展需求迫切性与示范经验可推广性的复合维度。典型村的筛选，应着重考察其困境的普遍性、经验的适配性及路径的可复制性。其次，政策选择过程必须破除封闭决策的窠臼，构建村民需求自下而上的传导机制。要建立制度化的村民诉求表达渠道，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乡村振兴议事厅等平台，使最需要发展的村庄的民众能够实质性参与典型村遴选标准的制定。

更深层的调适在于辩证统合效率逻辑与公平逻辑。当前政策选择中的“择优发展”本质上是效率逻辑的体现，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这并非否定效率的价值，而是要求政策制定者以更精细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取代粗放的基础条件决定论。同时，需重构政策绩效考核机制，将对薄弱村的带动成效、经验跨村移植成功率等指标纳入典型村建设评价体系，从激励机制上矫正基层政府“选易不选需”的倾向。唯有如此，才能使政策选择真正服务于带动非典型村发展的初心，从源头上避免资源分配失衡与发展机会不公，为破解外显型不均衡中的发展资金分配过分倾斜、基础设施建设过大落差及内隐型不均衡中的社会治理参与过度分化奠定制度基础。

（二）政策执行阶段：探索普惠与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将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确立为核心原则。首先，要建立动态均衡的资源分配机制，依据不同村庄的发展需求进行精准配置。对于已具备产业基础的典型村，财政支持应逐步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伸。而对于发展滞后的非典型村，则需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重点补齐道路硬化、饮水安全等民生短板。同时，应创新资源联动模式，通过“飞地经济”“联村共建”等机制，推动典型村与非典型村形成产业互补格局。例如，可要求典型村的旅游项目定向采购周边非典型村的农副产品，或在产业链延伸中优先考虑非典型村的承接能力，从而打破资源流动的地域壁垒。

其次，强化财政监管与资本引导是保障政策执行质量的关键环节。需建立全生命周期的项目监测体系，重点防范短期政绩冲动导致的资源错配。具体而言，应对重大项目实行“边际效益红线管理”，当投入产出比低于合理阈值时自动触发预算调整机制，将资金转向更具普惠价值的领域。¹⁷要对社会资本实施“正向激励+负面清单”的双轨引导，对投向非典型村的资本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同时严格限制在典型村重复建设低效项目。尤其要完善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制，将村民收入增长率、产业可持续性指数等实质效益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以取代单纯以投资规模论成效的粗放评价方式。

再次，培育内生动力的核心在于激发村庄的自我发展能力。典型村建设需从依赖外部输血转向强化内生造血功能，重点提升村民可持续生产意识和社区治理效能。可通过建立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站、乡村工匠工作室等载体，将绿色生产技术、传统工艺创新等转化为村民的实际技能。在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创新实施“院落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基层协商机制，使村民真正成为村庄发展的决策主体。对于非典型村，要特别注重村级组织能力建设，开展跨村结对帮扶行动，安排典型村优秀干部到薄弱村指导产业规划、项目申报等实务工作，并通过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奖励基金等机制激发其内生动力。

此外，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是保障发展可持续的重要支撑。应构建村庄发展风险预警系统，对产业饱和度、人口承载力等关键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当典型村特定产业接近承载极限时，及时引导新增投资向周边非典型村扩散；对资源衰退型村庄则启动“宜居性提升计划”，优先改善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生态领域，应设立专项转型基金支持农药减量、废弃物资源化等项目，将典型村的环保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技术规范。同时，要建立试错容错机制，允许非典型村在探索特色发展道路时合理利用部分扶持资金进行创新试验，为差异化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三）政策推广阶段：构建实效为本的经验转化机制

政策推广环节的深度调适关键在于破除形式化传播的窠臼，建立以实效为导向的经验转化体系。首先，构建真实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要求典型村在推广经验时同步披露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例如建立“双面清单”制度，既展现旅游接待量等显性成果，也如实列示商户存活率、就业稳定性等深层指标，避免非典型村获取片面信息。同时，要搭建村际直通交流平台，组织非典型村干部群众赴典型村进行沉浸式考察，重点了解产业培育的阶段性特征与资源消耗的真实成本，使经验学习建立在全面认知的基础上。

其次，评估体系的改革是保障推广质量的核心环节。必须将考核重心从参观人次、材料报送量等表象指标，转向村民收入提升幅度、产业可持续性指数等实质效益维度。具体可建立三级评估模型，即基础层考察经验复制的直接效果，中间层评估带动就业、生态改善等外溢效益，核心层追踪村民满意度与生活品质变化。应对非典型村的经验借鉴过程实施成本管控，当某项经验移植的边际成本超过该村年集体经济收入的一定比例时，自动触发替代方案论证程序，从源头防范脱离实际的盲目复制。

再次，差异化学习机制的建设是破解经验断裂的核心路径。应重点探索经验解构重组的工作方法，组织非典型村技术人员驻点典型村进行深度体验。可通过“核心要素提取—本地条件匹配—创新方案生成”三步法，将普适性经验转化为在地化方案。比如，在产业借鉴方面，引导村庄编制适配性评估矩阵，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等维度进行可行性论证。同步设立本土化创新支持基金，对非典型村探索的特色发展路径给予风险补偿，允许使用一定比例的年度推广预算进行试错性创新，有效破解“学不会”而又“不敢改”的困境。

此外，长效协同平台的构建能持续释放推广效能。应组建跨村产业协作联盟，建立收益反哺机制，要求典型村将特定比例的发展收益用于支持联盟内的薄弱村。要创建错位发展导航系统，基于各村的比较优势规划差异化发展赛道，避免同质化竞争。更重要的是完善跟踪反馈制度，对经验移植后的实际成效进行回溯评估，将教训纳入案例库，形成预警机制。

这种推广模式的转型，本质是将经验转化从标准化复制升级为适应性创新，通过真实信息筑基、实效评估立标、在地转化破局、长效协同固本，最终构建起经验可转化、成效可延续、全域可共享的乡村善治知识生态系统。

五、结语

本文将示范创建置于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通过理论分析与调查研究的交互，探讨“择优发展”的政策选择、政策执行和政策推广机制，以解释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不均衡发展格局形成、强化和固化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在乡村治理的“择优发展”路径下，典型村与非典型村的不均衡发展格局首先形成于基于最便于发展的标准而作出的特殊型的政策选择和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封闭型的政策选择。在典型村建设过程中，由于存在资源导向型的政策执行，使得政府部门过度追求规模化，将项目和资金过度集中于典型村，而对非典型村则缺乏应有的支持，导致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同时，资源的投入存在不可持续性，导致资源的浪费，典型村建设成效缩水，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发展不均衡状况进一步加剧。此外，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格局在政策推广阶段得到进一步固化。在此阶段，绩效型的政策推广过度关注示范村建设的表面成绩而忽略成绩背后存在的问题，导致政府过度强调绩效指标而缺乏对示范村建设实质效果和社会价值的重视。在政策推广过程中，由于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差异性，非典型村可能会基于成本和效益的考虑而不得不放弃学习和复制典型村示范经验的机会，从而导致示范创建和经验推广过程的断裂。

为此，在政策选择阶段，政策制定者应重新审思示范创建的本意，即带动非典型村发展，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非基于特殊性对典型村进行竭力打造。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以实现全面发展为目标，满足村民最迫切的实际需求，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典型示范。在政策执行阶段，应探索一条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典型村与非典型村发展路径。“择优发展”政策要避免过度规模化的倾向，更注重资源的普惠性分配，确保非典型村也能够享受到适当的支持，获得必要的发展资源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政策推广阶段，应构建更为全面和协同的政策推广机制。要畅通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之间的信息共享渠道，更加关注政策实施的实质效果和社会价值，尤其是其是否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实现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内在问题。同时，非典型村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条件，全面评估典型村建设经验和模式的适用性，发现典型村建设经验中存在的问题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加以避免。

总之，要从根本上消除“择优发展”导致典型村与非典型村不均衡发展的弊端，就不能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要深入乡村治理的现实场域检视和考量问题，在调整和优化“择优发展”政策过程上下功夫，这是一个长期演进的政策创新过程。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