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落地见效

吴理财

近年来，我国一些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对于一些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说，高额彩礼无疑成为他们巨大的经济负担，一下子压垮了他们走向共同富裕、期待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不少农村婚恋家庭因为高额彩礼而产生家庭间的纠纷和亲子间的矛盾，由此而引发和衍生人生悲剧的案例时有耳闻。目前，农村高额彩礼已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成为党中央关注、老百姓关心的一件民生实事。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调研时反复强调，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安徽、山东、江西、贵州等地注重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和“三治融合”，积极行动，综合施策，取得了初步成效，并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要在党建引领。安徽在省一级成立了由省委负责同志为总召集人、省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相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参与的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联席会议机制，市县两级建立党委统筹、联席会议推进、乡村两级党组织具体实施的四级联动机制。山东在省级组建了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全省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开展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工作协调机制，其它各级也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江西全省市、县两级均成立了党委政府领导任组长的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鄱阳县、贵溪市等地建立了“三级书记抓移风易俗”工作机制。安徽、山东、贵州、江西等省还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了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行动方案，不少市县细化了整治方案出台了具体措施。

除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和政策引领之外，各地还十分注重宣传引领和党员示范引领。山东各地积极运用文艺宣传、主题实践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用“零彩礼、低彩礼、简办婚礼”典型引导乡邻，培树美德新风，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民风乡风的转变。安徽各地深入挖掘传统优秀婚俗文化，举办主题曲艺展演、乡村春晚，组织集体婚礼，创作地方戏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群众自觉转变观念，形成文明新风尚。贵州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道德讲堂等阵地，围绕“文明简约婚俗、抵制高价彩礼”主题，通过院坝会、座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宣扬文明婚恋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贵在多方协同。在党建引领下，各地都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协同发力，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进行合作治理。地方党委政府注重宣传教育，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制订倡导性标准和激励性政策，不断规范农村婚恋市场。山东省将整治高额彩礼与基层党建、社会治理、文明实践、产业发展等工作相结合，统筹施策；还将移风易俗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和干部绩效管理，建立督查评估机制，奖优罚劣，推动责任落实。安徽阜阳市针对“零彩礼、低彩礼、不收礼”家庭出台了子女教育优先、免费体检、景区免费等多重激励政策。江西全南县建立“零彩礼”家庭礼遇机制，给予信用贷款、健康体检等8项实实在在的优惠。

一些农村除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监督作用以外，还通过社工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文明宣讲和公益服务，协助党委政府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例如，安徽马鞍山“村嫂”“银发生辉”志愿队伍深入农户进行文明宣讲，引导56对新人选择“零彩礼”。山东依托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立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提供婚礼公益服务。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重在三治合力。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必须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积极运用自治、德治、法治相互融合的方式、方法，综合施策。

以自治推进移风易俗。安徽、江西、贵州等地不断深化农村议事协商机制，依托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机制，围绕抵制农村高额彩礼、杜绝大操大办等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主协商活动。安徽、山东、江西等省指导全省修订村规民约，将抵制高额彩礼、喜事新办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通过强化村规民约的规约作用，发挥红白理事会等民间组织的自治功能，以群众自治方式积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以德治引导敦风化俗。江西开展移风易俗“五个100”系列群众推荐评议表彰活动，每年评选移风易俗“好家庭”、孝老爱亲“好媳妇”、婚事新办“好公婆”、不要彩礼“好岳父母”、弘扬新风“好理事长”各100个。山东淄博市开展“零彩礼新娘”评选，全市喜事简办达到80%以上。山西寿阳县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好公婆”“最美家庭”评选。安徽砀山县关帝庙镇向“低彩礼”“零彩礼”新人赠送非遗礼包，颁发“最美新人”荣誉牌。在这些农村，通过文明家庭评选、典型示范等方式，引导农民群众形成文明新风尚，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

以法治规约婚俗行为。法治主要体现为标准倡导、规范指导和发挥村规民约的规约作用。为了有效整治农村高额彩礼，不少地方基层还从本地实际出发制订了农村彩礼的倡导性标准。安徽全省104个县（市、区）都制订了倡导性标准，提倡婚事简办、新事新办。贵州织金县针对婚丧嫁娶倡导性提出“113511”指导标准，甘肃临泽县专门制订了农村彩礼倡导性标准和定聘迎娶礼仪指导性规范。江西全省2.1万个村（社区）将婚嫁彩礼、婚宴和随礼等标准写入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湖北英山县202个村都制订了自己的婚嫁礼俗标准，湖南浏阳市、陕西岚皋县等地农村都制订了婚礼的“土标准”，通过倡导性标准来引导规范农村彩礼和婚礼消费。

与此同时，许多农村还将行之有效的积分制运用于农村高额彩礼的整治，成效明显。山东在全省推广美德信用建设，制定美德信用积分评选指标，将喜事新办、遏制高额彩礼、抵制恶俗婚闹等纳入美德信用积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移风易俗的积极性。江西农村建立“红黑榜”和积分超市，形成“退彩礼、零彩礼、低彩礼上红榜、得积分”“高彩礼上黑榜”的机制，促使移风易俗。贵州平塘县也建立了“红黑榜+积分制”管理制度，推动了文明家庭创建。安徽天长市创新“文明积分=道德银行+治理积分”模式，将喜事简办等56项行为纳入积分体系，吸引了5000余户家庭参与。

当前各地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形成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之“症结”，抓住问题实质，对症施治，才能推动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落地见效。

近几年，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之所以日益加剧，并非简单由于农村婚恋市场异化、失序。婚恋市场实际上是经济市场的一种反射或倒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市场越活跃、市场秩序越良好，这个地方的婚恋市场往往处于良性状态；相反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越落后，这个地方的婚恋市场越畸形变态。正因为如此，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高额彩礼问题越突出、越严重、越盛行。农村婚恋市场中的高额彩礼问题，背后体现的实则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等、城乡发展失衡、阶层结构失序的深层次社会矛盾。简言之，农村高额彩礼是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叠加交织影响的逻辑结果。因此，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根本在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高质量发展。一旦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以前我们总是担心乡村人口空心化，很难推进乡村振兴。然而，目前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大批外出农民工返乡、回流，这对于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为此，各地方政府要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创造条件，让这些回流、返乡的农民工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在本地成家立业或成功创业。

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积极消弭城乡和区域间乃至社会阶层间的巨大差异。通过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促进城乡、区域之间包括人口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逐渐改善农村的婚恋市场环境，使之从畸形变态的婚恋市场转向健康良性的婚恋市场。

此外，也要加快促进城乡社会保障的统一和融合，特别是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保障好特殊困难群体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切实做到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扶、孤寡有所依靠，切实提高和改善农村人民生活品质，建设宜居、和美、共富的新农村。

（作者：吴理财，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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