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年后的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什么要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理解，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它放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放置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来检视和思考。它是中国现代化前一阶段实践提出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前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乡村不但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反而却日益走向衰败。在破解这个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的现代化实践逐渐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促进乡村现代化，最终实现城乡的融合协调均衡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

如今，尽管大家都认为，现代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或“城市化”，更不等同于“西方化”，然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战略选择上要么是搞“工业化”要么是推进“城市化”（虽然具体的路径有所差别），甚至部分国家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我国在探索现代化中也曾走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单一“工业化”或“城市化”的道路，正是对前期洗刷历史实践的总结和反思，才最终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新模式。

中国现代化首先也是从工业化肇始的。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和初始阶段，之所以选择工业化道路，跟当时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和社会精英的认识有关。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起于鸦片战争还是开端于洋务运动，都是在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的胁迫试图将非西方社会纳入其帝国主义支配体系而做出的一种社会反应。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帝国主义将其现代化模式引入中国，将封建主义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时候，尽管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封建社会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加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时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结合在一起，中国农民实际上遭受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其生活越发贫苦，乡村走向落后衰败。诚如我国早期乡村社会学家冯和法所指出的那样，“今日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是很明显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全人口的基础是在于农民，农民命运的颠沛，可以决定中国民族的兴衰。农民怎样可以解脱重重桎梏，间接巩固中国民族的基础，这是我们所当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

乡村往何处去、中国经济走何样道路？这在当时曾经引起过社会精英激烈的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乡村发展的争论，大体形成四种主要意见。以章士钊和当时搞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等人主张复兴乡村，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吴景超、张培刚等人主张发展工业，认为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在这两种意见之外还有两种意见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者主张先农后工，首先使农业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农村工业作为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二者主张农工并重，提出发展民族工业和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一争论暂时中断。20世纪四十年代初，又有人写文章重弹以农为本的老调，于是一场论战又起。这些争论，处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时代，夹杂着如何救（立）国图强的想法。尽管如此，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到底是选择工业化道路还是农业化道路、是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要么批评西方工业化的弊端而主张农业化，要么针砭我国农业之痼疾而提倡工业化。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二十余年，直至人民政权的建立才告一段落。

在当时，虽然人们对于工业化道路还有诸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无论是在这场论战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工业化论调始终占居主流。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都是选择工业化战略。我国近代工业化开端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晚晴统治的自救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乃至民用工业的发展。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在孙中山先生倡导“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下，优先发展民族工业，逐步形成了一些近代工业的基础（且不论这些工业基础被官僚资本所控制），但后来几经战争破坏，到1949年几乎没有留给新中国多少经济遗产，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落后于同期的印度，遑论跟美国的差距有多远。1950年美国人均钢产量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而中国1952年才2.37公斤；1950年美国人均发电量是2949千瓦时，印度是10.9千瓦时，而中国1952年仅2.76千瓦时。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是走工业化道路，而且以重工业优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短暂的三年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开始了新中国的工业化，逐步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骨架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49年3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就曾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阐述了发展工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基本任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五年中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588余亿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提高到57%。诚如周恩来所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不久后，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认识到不能把工业化作为唯一的建设目标，甚至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在实际上并未改变工业化优先的方略。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近20年先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干扰，使中国社会偏离了现代化轨道，现代化事业遭受严重损失。

在今天看来，现代化并非就是单一的工业化。然而，“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等同起来的倾向，可能源于把过程中的某个因素当成整体的习惯。在习惯用法上，这个词同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同义。……对于我们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每个公顷和每个劳力的农业生产的指数增长，已经至少证明与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增长同样具有意义”。在我国工业化初期，没有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

1949年，新的人民政权成立。此时的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之上。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即使到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占35.5%。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从农业抽取积累、从农村汲取资源，牺牲农民的利益，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实现赶超战略的需要。为此，国家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合作化乃至集体化“改造”，最终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做了清楚的论述。他认为国家的工业化一定需要农业的合作化来支撑来保证，因为它提供商品粮和原料，它为工业化提供市场，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一五”时期，所实行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质上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即“一化”），同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三改”）。从1953年开始，农村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合作化开始之初是以农民自愿为原则，渐进推进。到了1955年，由于工业化的需要，合作化运动加快推进，合作化进程大大提前，在农业领域很快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加速，到1956年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从体制上保证了这一时期重工业的快速发展。

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方便了国家从农村高强度地汲取资源。有学者测算，1952-1957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部门集聚的净积累为4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30.9%；1959-1978年为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两者分别相当于同期农业税的2.7倍和7.2倍。有关数据还表明，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国家提供的积累额在1957年为220.5亿元，在1965年为358.2亿元；在1978年为441.8亿元，分别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1%、75.7%、51.6%。另有学者测算，1952-1978年，农业净流出资金达3120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有企业非农固定资产原值的73.2%。尽管各个学者的计算方法、口径不尽相同，计算的具体数据也有出入，但其结论几乎是一致的，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来自于农业和乡村，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应该说，在无法从国外获取资源的前提下，人民公社制度为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立下汗马功劳”。这种制度安排，便于解决粮食收购，便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务农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有学者指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要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重得多，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与上年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最高达35.2%（1970年），最低也有20%（1962年），一般在25%左右，而且，这些数据还没有将那个时期极为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大量无偿调用的农业劳动力计算在内。只是在那时，这些极为严重的农民负担不是直接以农户为计征单位，农民往往难以直接地感同身受，而是通过农村基层集体组织间接征收的，被人民公社制度所掩盖了。

概言之，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宏观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业则实行“类工业化”的改造，将农业生产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组织起来，并从农业、乡村汲取资源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

从工业化本身来看，这一时期走的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个时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封闭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建。1953年至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尽管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阻碍乃至打断了工业化进程，但经过近30年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特别是成功发射“两弹一星”，巩固了国家政权稳定；资源勘探工作成绩明显；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邮电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同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多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党将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给工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注入了新动力。改革开放之初，工业改革从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让企业逐步从管得过严、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市场生产者和经营者，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随之，村村冒烟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工业发展积蓄了超常的扩张能量。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了我国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工业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实力显著提升的关键产业。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市场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近些年，注重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注重中国科技创新，促进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根本性转变，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重要关口。2016年越过70万亿元，2017年越过80万亿元，2018年越过9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2020年，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86亿元，突破100万亿元大关。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020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5698元。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的因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一进程之中，农业农村仍然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和流动出来的大规模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新工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还有一批从农业、农村中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的新主体，丰富和改善了我国工业经济主体的结构，使之更具韧性和活力；同时，我国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在乡村，农民的工业品需求和更新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

接下来，再将乡村振兴放置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行审视。

严格而言，我国城市化源于农村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严格控制城乡人口的相互流动，特别是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我国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50至1980年的30年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从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从16.2%上升到30.5%，但是我国内陆地区（不含港澳台）仅从11.2%上升到19.4%，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的广泛推行，不但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而且使一大批农业劳动者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由于受限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一开始主要是推动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1980年至1996年的大约16年间，乡镇企业创造了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村就业的1/3和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1980年至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一大批小城镇、“新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迅速兴起，成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中耀眼的“新星”。

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和消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经济开发的大力推动之下，从沿海发达地区首先兴起的城市化热潮快速向中西部地区扩展、蔓延。从1992年到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尽管如此，由于受到传统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其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应该说，直到2000年，我国都是主张“小城镇建设”。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1983年，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0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乡村的全面发展。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国家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首次将城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相应地，我国调整了城市化战略，由过去强调小城镇建设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与之前提法不同的是，对中心城市和大城市，从“控制”改为“完善”和“发挥”；对中小城市，从“合理发展”改为“积极发展”。由此，加快了中国城市化步伐，特别是推进了大城市的发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一五”时期继续延续这一发展思路。“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强调大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个时候，不仅强调大城市的发展，而且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城市群。于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一批都市圈迅速崛起。

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我国城市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启动的中国城市化，最初是由农村改革促动的，但很快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发现了城市经济开发的巨大发展动能，企业和资本也从中发现了优厚的发展商机和潜在的利益，城市化因此而具有了自我扩张或自主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是城市快速增加，另一方面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内蕴着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以致国家中心城市的扩张升级的冲动。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人口、土地等各种要素和社会资本都被虹吸到城市，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农业兼业化（或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愈发突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调整了城市化发展政策。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质量成为新时代城市化的战略重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同时要求“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2013年12月12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这些论述，在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得到了系统梳理和体现，“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共识。该规划认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镇化是载体和平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由此可见，国家从过去的单一工业化、城市化转向了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开始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现代化探索。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出台《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圆满收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就推动户籍改革提出明确意见，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于是，我国城市化从单一的数量或规模的扩张转向质量的提高和内涵的建设，追求一种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地来看，迈进21世纪以来的头10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我国经历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了50%，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我国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表示我国正从“乡村中国”快速迈进“城市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2012年的53.1%增加至2022年的65.2%，提升了12.1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又新增了30余个。从2022年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上海、北京、天津这三大直辖市的城市化率均已超过85%，比肩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广东、江苏、辽宁、浙江、重庆、福建等6个省份的城市化率也都已经超过70%。进入新时代，我国城市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城市发展活力不断释放，城市服务功能持续完善，城市人居环境更加优美，城市发展韧性不断增强，城市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总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农村改革肇启和促动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大批新兴的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这个阶段，大量的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乡村的发展。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对自然的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二阶段转向大城市的快速扩张，一直持续到2012年前后。在这个阶段，城市对乡村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应该说，这个阶段的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开发、土地财政以及资本逐利交互作用的结果，带有“野蛮”成长的特点。第三阶段朝着提质增效方向调整，注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和“四化同步”，逐渐扭转了牺牲乡村利益发展城市的跛脚式城市化轨道。于是，乡村振兴战略随之应运而生。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乡村振兴

在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文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与传统农业社会密切联系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往往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解体、调适或重构的困局和压力。近代以来，我国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也曾走过一段以单一的工业化、城市化或工业—城市化优先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期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严重的“三农”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三农”问题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我国现代化前期探索的必然产物。

在这一现代化探索时期，工业化乃至城市化都是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下展开的，基本上都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作为外在于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来推动的，也就是说，我国乡村长期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是依靠城市来发展工业，我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它不仅导致农民负担增加乃至过重，而且导致农业增长缓慢乃至负增长，乡村必然发展落后，城乡不均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这就衍生出中国现代化的二律背反的历史命题——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前一个百年的历史进程，乡村却日益走向衰败。

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一五”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认识到单一的工业化的局限性，提出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向着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推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搞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还认识到，中国搞现代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早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就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又先后提出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等新的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进一步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以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最终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把乡村振兴放置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和推进进程中来考察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其推行，是对我国以往推行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纠偏”和“调整”。单一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如果不是牺牲乡村的利益便是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都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人民都要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它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是城乡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诚如王先明所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居于什么位置，是任其自然萎缩、衰败、淘汰，还是促进其发展、进步和转变；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抛弃在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是将其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将面临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前者的后果将使现代化失去稳定的基础和强大的发展动力，后者的结果恰恰相反”。毋庸置疑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必须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纳入其中，积极推进乡村现代化。而且，它强调乡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信息化同步、协同和交融发展。

然而，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没有跟上，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当前我国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的正确判断。也正是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积极、全面地推进乡村振兴，它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能否顺利达成。

而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还要推进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或农业农村现代化。实际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民现代化。也就是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或可将之简称为“乡村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所代表的是现代工业文明（它常常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具体推进路径），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所代表的则不单单是现代工业文明，它还代表着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农业文明。更恰当的说法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农业文明相互交融、共同进步的文明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代农业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相反地，表征现代工业文明的工业化或城市化，往往会无止境地向土地和自然索取乃至破坏自然。

在这样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观照之下，我们才会认识到，乡村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会被城市所取代，亦无须被城市所取代。乡村不是凋敝落后的代名词，完全可以与城市一样，建设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承载地。2022年，我国农村户籍人口7.6亿人、常住人口4.91亿人，未来即便是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还将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也向往在居住地就能过上现代生活。要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坚持不懈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高乡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努力将乡村打造成农民就地过上现代生活的幸福家园。乡村和城市都是人类值得珍视的重要生活方式，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城市有城市的特点和优势，乡村有乡村的特点和优势，两者应该并存共生共荣（而不是扩张城市减少农村减少农民）、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齐头并进。简言之，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什么人们对乡村怀有浓浓的“乡愁”？因为乡村是人类一种不可替代的、值得珍视的、且可欲的生活方式。它不但需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而且需要得到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乡村不能成为荒芜的乡村、留守的乡村、记忆中的故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农耕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因密码，也是新时代提振乡村精气神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逐渐衰落凋零，一些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进一步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积极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换言之，在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现实的时代命题，即如何对中国“乡村性”进行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以推进中国特色的“乡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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