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地都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遇到一些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发展模式嫁接“水土不服”问题

我国各地气候以及人文环境等存在差异，决定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既顺从自然环境变化规律，又要尊重人文习惯，发展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就是一个省、一个地市、一个县，经济发展特点也不尽一样。山区尤其刚脱贫不久，还需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农村返贫。一般结合山区没有什么污染、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发展种植茶叶、果树、毛竹、林业以及工艺品加工等产业；有的村庄可打造风景旅游景点，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在南方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大多是以工业产业为主体，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已经成为江浙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江苏省昆山市已经初步形成新型显示完整的产业集群；常熟市的纺织业是江苏三大千亿级纺织服装基地之一；如东县是国家火炬如东高分子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浙江余姚市被誉为“中国（余姚）五金制品生产基地”；乐清市拥有电气产业为主导的县域产业集群；长兴县是全国最大的绿色环保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江苏、浙江两省县域经济都偏向工业产业发展，不同的是前者偏向重工业、后者偏向轻工业。

近年来，我国内地省份纷纷到江浙县域“取经”，有的县域直接“嫁接”工业产业，“园区经济”迅速兴起。银行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持续向县域“园区工业园”集聚。有类此当年兴办乡镇企业“一哄而起”。这种复制沿海县域工业产业的做法，有“水土不服”的特征，有的工业产业有相同重复布局，市场竞争力不强，资源能耗大。然而，根据当地原有的农业生产优势来发展县域产业投入不足。如，涉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生物绿色环保产业以及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等。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不能走盲目嫁接的路子，而要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来科学谋划布局。据调研，安徽定远县抓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依托资源禀赋和群众种养习惯，打造“猪、鹅、吓、草（秸秆）、菌”五大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资源互补、优势互补、共享互利的特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农业绿色县域经济发展之路。怀宁县立足多年纸塑加工的传统优势，结合农业绿色环保要求，大力发展绿色纸塑产业，形成的绿色纸塑包装制品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入选全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名单，是华东地区纸塑产品规模最大的出口基地。

二、县域发展投融资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投融资问题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县域投融资压力增大。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通过城市投资平台发行城投债融资。但还依然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据相关研究，县域经济发展资金主要来源于四个渠道：一是国家投资，二是招商引资，三是银行信贷，四是社会资本。从国家财政投入方面，县域财政资金投入尤其在中、西部，受到财力限制，政府通过城投平台举债融资，存在一定风险。在一些地方，县级政府债务越过警戒线，且后期偿债资金难以为继，作为偿债来源的土地价格因县级城镇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而大幅下降，赖于偿还债务的最大资金来源功能弱化，偿债链条的断裂，就可能直接带来大规模债务违约风险。由于偿债能力下降，一定程度弱化了县级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投入能力。从银行信贷方面，与县域经济发展资金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据银保监会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4.57万亿元，农用物资和农副产品流通贷款2.71万亿元，农产品加工贷款1.2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元。银行涉农贷款虽然逐年增加，但与实际需求仍然差距较大。从民间借贷方面，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县域创业者选择民间借贷融资的比例达到36.2%，社会资本投入涉农领域极为有限。

缓解县域经济发展投融资难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等多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多元化投融资能力。一方面，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生态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入县域发展项目。政府主要发挥“有形的手”政策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项目准入制度以及科学有效的政府监管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县域发展项目，发挥社会资金对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加强城投平台管理，积极有效防控投融资风险。可通过债务重组、整合平台公司、提升信用评级等多种途径化解平台经营风险，增强投融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扩大金融机构融资渠道，着力提升县域综合金融服务水平。密切政银关系，加强政府与银行战略合作。政府向银行积极推荐符合信贷条件的优质发展项目，银行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满足政府发展项目融资需求。此外，加强县域信用建设，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政府要帮助银行积极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县域金融安全。

三、县域乡村治理任重道远

由于历史、文化和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县域每个乡村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决定了县域乡村治理决非易事，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乡村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包括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村民自治管理等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对农村的具体要求。目前，县域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创新融合发展以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时期，乡村治理不仅遇到了乡村产业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思想文化生态场域怎样构建的难题。一是基层组织建设还有待强化。有的村“两委”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比如对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干劲不足、缺乏创新精神。二是公共服务能力还有待提升。比如，有的乡村卫生室建设还比较落后，接诊病人能力有限，仅满足一般的感冒吊水治疗。三是群众文化活动正确引导还不够。比如，有的地方还存在陈规陋习和不良习俗，有的村庄群众还崇拜封建迷信，精神文化生活匮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村治理已成为县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点建强“两委”班子，把那些肯带头吃苦、具有创新精神，且群众公认的优秀回乡青年大学生和退役军人选拔到“两委”班子中来。同时，上级党组织加强对村“两委”的工作指导和培训力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二是进一步加大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比如，农村卫生诊室建设，除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设备“硬件”以外，还需制定扶持政策，吸引县城医院医生向乡镇和村卫生诊室流动，同时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的协同支持作用。三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比如，建设村图书室，摆放一些农业科普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等书籍；同时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县城文化团体深入乡村，积极弘扬社会正能量，引导树立良好的乡风民俗。

四、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加力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战略的重要内容。县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数字乡村建设，目前还存在不少短板。农村有的地方信息科技运用还十分滞后，农村大多基层政府尚未构建涉农信息化服务平台。乡村服务的信息分散化、应用机械化以及服务分割化问题凸显。此外，由于农村信息化存在“洼地”，严重影响乡村与城市间的信息互联共享。如，农业数据资源分散，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建设还不快；农民运用信息化意识和知识能力都还不强，群众参与信息化乡村治理程度不高。

数字乡村建设已刻不容缓，较大程度上影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笔者认为，一种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技发展相伴而产生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新金融，可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以及提供乡村治理精准服务成为可能，将金融服务延伸广大的县域农村、农户。一是加强银政合作，促进农业农村数据互联共享。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探索构建新型信用评价体系。二是以促进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创新金融服务。运用现代金融科技，以数字金融紧密连接农业产业链各参与经营主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创新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其信用引用到上下游企业及农户的金融服务中，对农业产业链中的应收、预付和存货等提供精准的结构性综合融资解决方案。三是打造乡村金融信息智能服务点。如，建设银行专为县域农村研发的“裕农通”综合金融服务点，将金融服务有效融入乡村治理，聚集农业生产、灾害应急、社会治安等综合治理信息，成为县域基层管理的“好管家”“好帮手”。四是将“智慧政务”向乡村延伸，提升乡村数字公共服务能力。运用金融科技，依托智慧社区管理、农村三资、产权流转、智慧缴费、基层党务等系统级或功能级应用，构建面向城乡公共服务共享体系，建立金融、政务和公共服务生态体系建设有机融合。

五、乡村振兴人才短缺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乡村振兴靠的关键是人才。无论是乡村产业发展还是乡村治理都，需要头脑灵活、懂农业科技知识，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更需要“乡贤”能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协调村民邻里之间关系，维护村庄团结稳定的发展环境。目前，乡村振兴人才短缺，有的村庄出现“空心村”，留守在家的大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乡村振兴年轻人才缺乏。大多年轻人去城市务工或创业，他们到过春节才回家一趟，平时对乡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关心的较少。乡村的田地由承包大户负责耕种，村民关心农业生产没有了过去自种的积极性高。

乡村振兴人才短缺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共同帮助解决。笔者建议，可充分发挥金融的力量，新金融不仅为乡村振兴“融资”，而且也能“融智”。一是打造乡村治理智库。比如，建设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率先成立了研修中心（研究院），聚集了一批高端研究人才资源，近年来为国家经济发展积极赋能，同时与国内知名高校建立教育联盟，将教育资源引向“三农”赋能乡村振兴。通过教育联盟平台，进一步扩大面向乡村治理，丰富“金智惠民”教育品牌内涵，重点加强县域乡村干部乡村治理教育培训。二是扶持和培养“新乡贤”。不仅通过银行信贷资金扶持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而且通过乡风民俗、现代文明教育，培养“新乡贤”，让他们成为乡村“党的农村政策的传播者”“乡村文明的践行者”以及“乡村文化的交流使者”。

作者系哲学博士、高级研究分析师。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