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在为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推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蕴含争议技术风险、系统性风险、弱化情感交流风险、伦理风险和审美风险等多重技术关联性风险。对科技伦理的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的伦理挑战、全球科技伦理的发展诉求等不断呼吁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要从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理引导、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基础作用、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公共导向、批判借鉴国际科技伦理经验四个方面，科学建构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系统。
【关键词】科技风险 科技伦理 伦理辩论 科技政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当今社会，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纳米科技、合成生物等技术的崛起与兴盛，科技日渐渗透于人们的工作领域和生活世界，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受众的生理、心理功能发挥和社会生活方式，与人类之间形成既紧密亲近又暗含悖论的复杂关系。科技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和便捷高效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又会衍生出潜在的负面影响，滋生影响生活安全稳定的各类风险，甚至为人类带来毁灭的可能。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尤其在伦理层面加以引导使之保持其正向作用，有效规避风险与应对不确定性，成为当今科技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科技发展可能面临多重风险
蕴含争议的技术引发的社会风险。该类技术的研发本身存在较大争议，但在社会与市场需求的驱动下和支持者的拥护中，它们得以研发与推广，在其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却带来了潜在的社会风险，威胁着全球秩序与安定团结，核能量就是该类风险科技的典型代表之一。2011 年 3 月 11 日，地震和海啸冲垮日本福岛市海岸线，致使核能量电站毁坏，造成了核污染，引发了人们对核能量的广泛讨论。尽管核污染的概率较小，但是核能量融化造成泄露的影响极其深远，并带来庞大范围的生态恶果。类似核能量的风险科技很多，它们本身拥有正向功能的同时，也包含潜在的风险，人们对之的态度亦会产生明显分化。
科技生态交织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时下科技深度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同时，常常也与生态、文化等其他多元因素深度结合，为人类发展带了复杂的系统性风险，全球面临的气候变暖就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显现。虽然气候变化的原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但总体而言，这一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科技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人们在体验着高质量生活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生态污染问题。由于科技与人类生态的全面渗透，类似气候变暖的系统性风险虽然与科技创新缺乏直接关联，但是人类活动的科技渗透将会使类似风险不断显现，亟待对之进行反思与治理。
设备中介沟通（Device-Mediated Communications）弱化人类情感交往风险。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与电脑中介沟通的盛行，人们倾向于在网络上交流，时常导致线下情感交流的弱化，最终形成“一起孤独”的局面。时下，诸如微信、QQ、抖音、快手、B 站等社交媒体平台占据了大量线下沟通时间，人们常常主动将空闲时间与精力花费在线上交流平台，而不愿放下设备，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人们在线上世界花费时间愈多，卷入程度越深入，线下陪伴彼此的时间就会越少。而人类真挚的情感基于真实的感觉，需要人与人之间在线下的联系和陪伴。对科技设备和线上世界的过分沉溺，甚至使孩童都会着迷于手机、平板等设备，这对人类亲密的情感交流将会带来威胁。
合成生物、健康技术招致的伦理风险。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诸如人类基因改造重组、脑机接口、转基因食品等技术，引发了诸多人类与机器、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复杂的伦理困境与监控风险。时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类人化技术日趋成熟，同时，脑机接口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与机器的界限愈加模糊，这将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产生冲击，引发潜在风险。健康技术的发展，也会产生相应的风险。比如，基因修改病毒治疗是癌症治疗的一个最近方案，病毒能够有效遏制肿瘤组织，实现治疗目的，但病毒也存在扩散至自然环境中的风险和可能，进而引发难以预料的健康和环境风险。这些基于基因组合修改、生物医疗等技术生产的产品模糊了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带来了潜在的伦理风险。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技术附带的审美风险。从审美的视角来看，建筑和城市规划风险体现得较为明显。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既要考虑居住者的健康和环境诉求，也要关注审美视角，因为审美本身也是关涉人们福祉和风险的重要元素，首先，不良的审美影响人们的福祉；其次，审美包含不确定性；再次，不良审美可能威胁着后代，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背离其审美诉求的建筑；最后，审美风险影响着公平、正义和自治实现等问题。概言之，虽然技术风险中的审美元素并未为一些研究者所重视，但是，它关乎人们的福祉，影响着后人的感受，蕴含不确定性，甚至影响公平、正义等问题，因而需要关注技术设计尤其是建筑规划中的审美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之。
应对科技风险需要加强社会伦理反思
就其本质而言，科技只是器具，它们为人类带来发展动力还是灾难风险，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图和行为，而使用者的意图与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伦理价值的影响。因而，公众情感等伦理元素对科技步入正确轨道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科技风险应对需要关注支撑科技实践的社会伦理，反思其中的道德实践。
首先，党和国家已充分认识到科技风险应对之伦理反思的必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针对科技发展中的风险治理，党和国家注重政策体系建构与管理体制升级，针对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有待完善的现状，明确提出了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充分彰显了科技风险治理的道德与伦理反思的重要性。
其次，中国社会虽然高度重视科技发展，但当前的科技创新经历着社会各界的伦理挑战。公众对诸如科学失当行为、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展开热议，尤其是最近的转基因食物产品的风险议题变成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直接涉及科技发展的伦理议题。这些伦理辩论，聚焦于讨论与传承科技应用中是非对错的价值。这一价值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影响科技政策的制定。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公众针对科技伦理失当问题，拥有了发声的渠道并展开积极表达。公众的主动表达和网络舆情压力一定程度上倒逼了科技发展政策制定者深入反思伦理议题。
最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推进，加之全球科技风险的蔓延，不少国家都在积极反思科技发展的伦理议题。比如，欧洲成立了科技全球风险项目机构，旨在分析欧洲、印度和中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理念与议题。类似的全球科技伦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科技创新中政府对伦理议题的考量，科技部也专门设立办公室，配备工作人员，对科技伦理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
完善应对风险的科技伦理治理策略
针对科技发展中的多重风险，为保证科技创新步入正确轨道之上，科技伦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结合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中国社会现实，应对科技风险的伦理治理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引导。从全球范围来看，科技伦理价值与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条件和本地价值体系都有很大关联。应对风险技术的合适情感等伦理因素依赖于具体的技术及其环境，包括对个体责任的慎重考虑，而非仅仅为对风险后果和不确定性的情感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反映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与基本特征。科技风险应对的伦理治理体系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为科技伦理树立了发展方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科技伦理的社会层面诉求提供了发展思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科技从业者个体和研究团队贡献了行为指南。因此，结合中国科技发展现实和本土特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融入于科技伦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是保障科技伦理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是切实发挥制度化伦理辩论的基础作用。伦理辩论是政府、公众、市场参与者等利益相关者就某一领域的伦理问题展开研讨辩论，最终逐渐在政府引导下达成伦理共识，并促进该领域的伦理体系不断完善，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必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伦理辩论能够推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从国际经验来看，科技层面伦理争辩的制度化包括以下三重关联性过程：伦理治理、伦理审议和伦理反思。伦理治理旨在保护既存认可的社会价值治理在科技管控工作中得以执行。伦理治理对中国科技伦理体系完善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标准制定、学术整合、特定科研伦理议题讨论、标准执行评估等，是科技伦理体系的基础成分。伦理审议发挥着综合性建议系统的功能，对新的关涉科技创新的伦理议题提供早期妥当的警示。伦理审议既需要政府和专家力量的介入，亦需要社会公众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伦理反思是科技伦理辩论制度化的重要一环，为科技伦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伦理反思是对科技伦理标准、内容的制定与实施进行批判性反思，以不断修正和完善科技伦理体系。对一些敏感性、风险性的科技产品，有必要构建伦理议题早期预警系统，并进行针对性伦理审查，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审查过程。
三是主动把握科技政策制定的公共导向。当前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依然处于国家发展的核心。因此，中国科技政策制定都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关联，甚至成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导向”是科技惠民的重要维度。在中国科技政策制定中，需要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导向之间找到均衡，既要注重经济发展，同时需要兼顾公共导向，使科技发展真正做到为民、惠民、保民，确保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发展策略。即使一些科技拥有发展潜能，如果存在以牺牲公共利益和危害人民群体等风险，也应加以引导、遏制与制止。
四是批判借鉴国际社会中科技伦理发展的实践经验。科技风险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还是全世界面临的困境。针对科技风险，国际上不少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应对经验，比如：欧洲成立了科技全球风险项目委员会；印度的科技新政策定位于基于人民的科技创新，国家科技创新系统必须将印度社会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荷兰参议院要求政府在技术和创新政策制定中嵌入伦理元素，并要求其定期向参议院报告伦理实施情况，等等。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在应对科技风险时，大多注重情感卷入、价值渗透、公众参与等伦理元素在其中的作用，强调科技发展的公共导向和民众取向，强化科技发展与社会建设融合发展，偏倚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这些举措均对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完善提供了借鉴。同时，由于科技风险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它们不断在全球蔓延，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构建跨越国家疆界的“风险共同体”，制定风险应对的全球性标准，共同应对世界性科技风险，降低其负面影响。
（作者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暨安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JJD840003）及安徽大学文科创新团队“网络化时代乡村振兴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S030314002/017）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