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国家基于竞争与合作两种不同逻辑，分别形成竞争型政治与合作型政治两种政治整合类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建构了合作型政治。合作型政治形构了不同政治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的路径协调政治权力关系与配置政治权利，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的非竞争性政治关系模式。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的生成，具有理论和实践基础、历史和现实动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创设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展现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创造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整合机制。

关键词：国家治理；统一战线；政治整合；政治共同体；合作型政治；竞争型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4-0007-08

作者简介：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选举中选民公共理性提升研究”（16BZZ042）

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国内学界一度倾向以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乃至西方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来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优越性的不断凸显，以及中国政治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发展路径［1］，以期“重新认识中国政治”“认真对待中国道路”［2］。这既是对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反思，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日益深化的自主性思考。中国政治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3］；“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延续的超大型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有可能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推进提供弥足珍贵的独特经验和可供参考的方案”［4］。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特色与优势的研究，对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探索，对中国特色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解释，对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努力，都充分展现了此种研究进路。

西方国家政治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也为中国政治学界“重新认识中国政治”“认真对待中国道路”提供了反衬样本。国内学界对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现象的关注和反思就是典型做法。相关学者认为，“国家极化是当代欧美诸多政治危机的重要源头”［5］，“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成为诱发政治衰败的重要根源”［6］，欧美政治“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解构的方向发展”［7］。这些研究揭示了西方政治运作逻辑：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8］，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变态发展［5］；政治失灵、政治极化、否定式政治是竞争型政治所塑造的对抗式政治的极端形态［9］。区别于西方政治生活对对抗、制衡的偏好，协商、合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形态，合作型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范畴。本文立足于合作型政治范畴，重点以统一战线为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探索和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政治整合道路，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间的“同心圆政治格局”［10］，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有共享的国家命运共同体格局”［11］。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合作型政治，成功地解决了一个有着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数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治理中的政治整合类型

“全世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共同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缺乏这种共同的认同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后果。”［12］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国家建设——国家权力的渗透和统一，民族建设——维系民众的忠诚和义务，政治参与——各种社会集团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分配或福利——国内社会要求运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13］。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不能很好地应对和处理这些挑战或问题，就可能面临认同危机，或者说合法性危机，轻则对当局（the authorities）层次造成冲击，重则导致典则（regime）层次的危机，甚至是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层面的挑战［14］。这些挑战的应对实际上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从比较政治学来看，不同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政治整合样式，构建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不同的国家治理绩效。有的国家政治一体化程度高，而有的国家则呈现政治衰败的状态。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是政治学中的常用概念，也可译为“政治一体化”，但其内涵却有模糊的一面，往往用于解释不同的现象和不同的领域［15］。不少西方政治学者将其视为超越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现有概念的一种方法［16］。他们认为政治整合展现“二战以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独立国家数量的不断增长，二是诸如发生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1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治整合描述为：“若干行政单位结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政治单位在原则上不一定是按照地理划定的，但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几个独立国家的结合。”［18］上述界定侧重于阐述不同政治单元的一体化进程，既包含主权国家间的联合，也可指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杰克·普拉诺在《政治学分析辞典》中认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际共同市场的开辟是政治整合的两个有目共睹的例子［19］。但是，从国家建设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政治整合不只包含不同政治单元的结合。在当代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绝对由单一族群、阶层组成，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很难是完全匀质的。如何将不同的群体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如何在多元化时代形构政治共识，事实上都涉及政治整合问题。政治整合之所以重要，恰恰就缘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迈伦·韦纳就认为政治整合“涵盖了广泛的人类关系和态度——整合各种离散的文化忠诚并发展国家意识，将各政治单元整合进一个拥有能够执行权力的政府的领土框架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整合，将公民整合进一般的政治进程中，最后，将个人整合进组织中进行有目的的活动”。他认为：“尽管这些定义各异，但它们由共同的主线所统一。即都试图将之界定为如何维持一个社会与政治体系的结合。”［20］从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角度而言，政治整合的目的在于共同体的构建：“政治体系消除政治紧张和不安因素，增强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统治，扩大政治共识的过程或状态”［21］；“保证在地域、价值观念、社会成员、目标和行为等方面内部分化严重的国家或政治体不致出现分裂，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22］。

如何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的人们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涉及政治整合的样式问题。从世界范围看，正是不同的政治整合道路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影响着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亨廷顿、多明格斯总结认为，对于国家政治整合问题，可以鉴别出社会工程、同化等不同类型的回答［23］。达尔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民主制度的维持往往通过同化、协商等方式［24］。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可多元化可以和一体化并存，分离、同化并不是多元化社会政治整合的宿命，合作、共治日益成为政治整合的主导逻辑；另一方面，政治整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情境下，政治整合道路的选择可能会截然不同。

当代西方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往往强调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内运用竞争型政治逻辑，通过多元群体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政治参与来寻求政治均衡和政治整合。最为典型的即是达尔所论述的“多元民主”或谓“多头政体”。在他看来，“我们不能根据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对比，来描述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我们只能区分各种不同类型和大小的群体，它们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试图推进它们的目标”［24］180。在多元民主的竞争性选举中，“政治党派，为了影响或者反对现政府而建立政治组织的权利，有组织的利益团体”［24］98是最核心的因素。正是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团体，围绕选举、公共政策制定，展开政治角逐，寻求控制或影响政治，试图推进不同政治单元、不同群体的政治整合。“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领导人在做出决策选择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偏好。”［24］181从这个维度分析，当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整合模式具有显著的竞争型政治的特征。

然而，竞争型政治并不总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当代欧美一些国家日益凸显的政治极化现象，频繁的政治僵局和政治动荡，日益加深的社会裂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治整合造成消极影响。只不过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化约了这种消极性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8］。对很多不顾国情、盲目照搬竞争型政治模式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竞争型政治已经或正在给它们带来一系列苦涩的果实，带来的不是政治的一体化，而是一系列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冲突。不同于西方国家竞争型政治整合逻辑，当代中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治。合作型政治作为当代中国实现政治整合的方式，优化了国家治理体系，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二、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

合作型政治是指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的路径协调政治权力关系与配置政治权利，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的非竞争性政治关系模式。合作型政治既表现为一种政治发展的价值理念，也体现在实践中的制度体系安排和形成的政治秩序中。合作型政治是相对于竞争型政治而言的。从西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来看，竞争型政治“由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其基本假设是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在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础上”［9］。竞争型政治更加强调各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性、对抗性关系，倾向通过一系列竞争性制度安排来寻求政治均衡；而合作型政治更加强调各政治力量间的合作性关系，更加重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凝聚政治共识，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但合作型政治与竞争型政治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合作型政治并不是要排除一切竞争，同样竞争型政治也并非拒斥一切合作。竞争型政治的预设目标也在于寻求政治均衡或者说政治共识，而合作型政治也是建立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25］

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样式更具合作型政治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6］；“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6］292。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的生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政治联合思想为合作型政治提供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努力同其他革命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他们多次强调获得农民支持、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的重要性。“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27］；“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7］435。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同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等组成阶级联盟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多阶级、多阶层、多政党开展政治合作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治整合道路的认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仅成为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种优良传统，而且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沉淀和行动自觉。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和合”精神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文化资源。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避免了极端的处世观，天然地与协商、宽容、平衡、合作等价值理念相联结，有助于指导多元复杂社会的合作共治。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和合”精神。“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的追求，鲜明地反映了合作型政治整合的价值渊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和合’政治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和合’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28］，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过合作型政治实现政治整合的逻辑。

其三，中国共产党承担的现代国家建设任务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历史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破碎的政治格局，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建构一个独立、统一的新国家。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寻求一个力量、一个重心、一种价值，使“那些处在独特的民族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归属到一个新中心”［21］12。1932年，胡适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我以为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29］。20世纪上半叶，作为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阶级，作为理论上应当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都难担此大任。历史最终选择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个“重心”。对于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立党建国”这一历史使命是伟大而又艰巨的。这一历史使命既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情境中，还处于国内外高度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氛围中，也处于民主资源极度稀缺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实现“立党建国”的历史伟任，必须有效整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合作型政治的逻辑悄然生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所拥有的政治视野与胸怀，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最终完成，同时标志着现代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还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历史伟任，一方面要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高度的组织性，也就是“党力”；另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这种政治理念及其所形成的大政方针政策并非仅仅表现于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全过程，体现在国家治理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同心圆”，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25］。

其四，中国近现代政党生成的特点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路径选择。在西方早发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的逻辑，政党基本围绕着议会、选举运转，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竞选纲领，积极动员、吸引选民的支持。但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身处缺乏合法、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环境中，在当时无法通过争取选票、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形式来实现政党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与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其重要任务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殖民与半殖民地位，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历史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客观上存在合作的政治基础。基于中国近现代政党关系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实践场域。

其五，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为合作型政治提供政治价值基础。合作型政治整合的逻辑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政治前提。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机整合各社会政治力量的“领导核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分不开的。二者共同为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提供了政治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联合和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道义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基于合作型政治整合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了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民主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近代中国民主之路频遭厄运，错误的根源不在中国的传统，而在执意模仿和搬用西方的模式。”［30］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整合道路，既有效避免了当代西方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而屡见不鲜的政治极化现象，也避免了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而导致的政治衰败。

三、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的统一战线实践

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悠久的政策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中国共产党被迫退入乡村，建立了“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1］。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瓦解。中国共产党适时建立了一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2］；“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32］10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并“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3］。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要求“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34］；强调“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5］。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统一战线已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治理的结构、功能与过程，“内化为国家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36］。统一战线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统一战线创设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国家建设的首要前提就是如何使存在于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内的人们聚合成国家能够确立其上的人民力量。换言之，就是使分散的个体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聚合成为共同生存在特定的国家共同体之中的有机集合体。”［36］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目的都在于凝心聚力，在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共同的奋斗目标。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对工、农、妇、青等群体的组织化整合，重视通过统一战线推进与其他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的政治整合，进而壮大革命力量，完成“立党建国”的历史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多元、分散的社会政治力量统合进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中国共产党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将人数达数亿之多的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同胞等各方面社会政治力量整合进国家政治共同体中。

在不少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处于少数地位的族群、团体极其容易被边缘化，政治整合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受到制约。依托统一战线这一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精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成功地规避了西方竞争型政治的整合不足风险。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一方面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强调“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层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我国对各级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政府、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和有关社会团体，强调要有适当比例的党外代表人士任职。通过这样一系列制度安排，统一战线拓展和提升了中国政治整合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其二，统一战线展现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与竞争型政治所塑造的不同政治单元和社会政治力量的竞争性、对抗性关系不同，统一战线的目标在于团结、合作与共识。统一战线蕴含丰富的合作型政治整合理念。在政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不同于西方竞争性的轮流执政关系，也不同于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通力合作关系。在民族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新型民族关系防止了民族矛盾、民族分裂引发的诸多政治后果。在宗教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消除了宗教压迫、宗教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在阶层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化解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风险。在海内外同胞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既坚守一国底线和原则不动摇，又广泛团结爱国力量，凝聚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种力量。

其三，统一战线创造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塑造了由其领导的多元社会政治力量合作型政治整合样式。合作型政治整合样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是一种新型政治整合机制。第一，它不同于近现代西方政治舞台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提出的阶级合作等改良主张，而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合作型政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6］304第二，不同于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基于选举需要而实施的功利主义结盟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全面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安排中。第三，不同于不能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偏颇乃至错误实践。统一战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基本方针，既反对放弃领导权和突破原则底线的做法，也反对“清一色”和纯粹“一体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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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国家基于竞争与合作两种不同逻辑，分别形成竞争型政治与合作型政治两种政治整合类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建构了合作型政治。合作型政治形构了不同政治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的路径协调政治权力关系与配置政治权利，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的非竞争性政治关系模式。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的生成，具有理论和实践基础、历史和现实动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创设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展现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创造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整合机制。

关键词：国家治理；统一战线；政治整合；政治共同体；合作型政治；竞争型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4-0007-08

作者简介：徐理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安徽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选举中选民公共理性提升研究”（16BZZ042）

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国内学界一度倾向以西方政治学的概念、理论乃至西方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来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优越性的不断凸显，以及中国政治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提出“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发展路径［1］，以期“重新认识中国政治”“认真对待中国道路”［2］。这既是对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反思，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日益深化的自主性思考。中国政治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必定有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3］；“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延续的超大型现代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有可能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推进提供弥足珍贵的独特经验和可供参考的方案”［4］。中国政治学界对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特色与优势的研究，对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探索，对中国特色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解释，对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努力，都充分展现了此种研究进路。

西方国家政治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困境也为中国政治学界“重新认识中国政治”“认真对待中国道路”提供了反衬样本。国内学界对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现象的关注和反思就是典型做法。相关学者认为，“国家极化是当代欧美诸多政治危机的重要源头”［5］，“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成为诱发政治衰败的重要根源”［6］，欧美政治“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解构的方向发展”［7］。这些研究揭示了西方政治运作逻辑：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8］，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变态发展［5］；政治失灵、政治极化、否定式政治是竞争型政治所塑造的对抗式政治的极端形态［9］。区别于西方政治生活对对抗、制衡的偏好，协商、合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形态，合作型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范畴。本文立足于合作型政治范畴，重点以统一战线为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探索和形成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政治整合道路，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间的“同心圆政治格局”［10］，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有共享的国家命运共同体格局”［11］。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合作型政治，成功地解决了一个有着超大国土面积、超大人口数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现代国家建设与治理中的政治整合类型

“全世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共同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缺乏这种共同的认同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后果。”［12］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国家建设——国家权力的渗透和统一，民族建设——维系民众的忠诚和义务，政治参与——各种社会集团参加政治体系的政策制定，分配或福利——国内社会要求运用政治权力来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和荣誉［13］。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不能很好地应对和处理这些挑战或问题，就可能面临认同危机，或者说合法性危机，轻则对当局（the authorities）层次造成冲击，重则导致典则（regime）层次的危机，甚至是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层面的挑战［14］。这些挑战的应对实际上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整合问题。从比较政治学来看，不同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不同政治整合样式，构建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产生了不同的国家治理绩效。有的国家政治一体化程度高，而有的国家则呈现政治衰败的状态。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是政治学中的常用概念，也可译为“政治一体化”，但其内涵却有模糊的一面，往往用于解释不同的现象和不同的领域［15］。不少西方政治学者将其视为超越民族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现有概念的一种方法［16］。他们认为政治整合展现“二战以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独立国家数量的不断增长，二是诸如发生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1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治整合描述为：“若干行政单位结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政治单位在原则上不一定是按照地理划定的，但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几个独立国家的结合。”［18］上述界定侧重于阐述不同政治单元的一体化进程，既包含主权国家间的联合，也可指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杰克·普拉诺在《政治学分析辞典》中认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际共同市场的开辟是政治整合的两个有目共睹的例子［19］。但是，从国家建设和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政治整合不只包含不同政治单元的结合。在当代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绝对由单一族群、阶层组成，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很难是完全匀质的。如何将不同的群体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如何在多元化时代形构政治共识，事实上都涉及政治整合问题。政治整合之所以重要，恰恰就缘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早在20世纪60年代，迈伦·韦纳就认为政治整合“涵盖了广泛的人类关系和态度——整合各种离散的文化忠诚并发展国家意识，将各政治单元整合进一个拥有能够执行权力的政府的领土框架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整合，将公民整合进一般的政治进程中，最后，将个人整合进组织中进行有目的的活动”。他认为：“尽管这些定义各异，但它们由共同的主线所统一。即都试图将之界定为如何维持一个社会与政治体系的结合。”［20］从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角度而言，政治整合的目的在于共同体的构建：“政治体系消除政治紧张和不安因素，增强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统治，扩大政治共识的过程或状态”［21］；“保证在地域、价值观念、社会成员、目标和行为等方面内部分化严重的国家或政治体不致出现分裂，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统一”［22］。

如何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取向的人们一体化进政治体系中，涉及政治整合的样式问题。从世界范围看，正是不同的政治整合道路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影响着特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亨廷顿、多明格斯总结认为，对于国家政治整合问题，可以鉴别出社会工程、同化等不同类型的回答［23］。达尔认为，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民主制度的维持往往通过同化、协商等方式［24］。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可多元化可以和一体化并存，分离、同化并不是多元化社会政治整合的宿命，合作、共治日益成为政治整合的主导逻辑；另一方面，政治整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情境下，政治整合道路的选择可能会截然不同。

当代西方国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往往强调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内运用竞争型政治逻辑，通过多元群体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政治参与来寻求政治均衡和政治整合。最为典型的即是达尔所论述的“多元民主”或谓“多头政体”。在他看来，“我们不能根据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对比，来描述民主社会的实际运作。我们只能区分各种不同类型和大小的群体，它们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试图推进它们的目标”［24］180。在多元民主的竞争性选举中，“政治党派，为了影响或者反对现政府而建立政治组织的权利，有组织的利益团体”［24］98是最核心的因素。正是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团体，围绕选举、公共政策制定，展开政治角逐，寻求控制或影响政治，试图推进不同政治单元、不同群体的政治整合。“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领导人在做出决策选择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偏好。”［24］181从这个维度分析，当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整合模式具有显著的竞争型政治的特征。

然而，竞争型政治并不总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当代欧美一些国家日益凸显的政治极化现象，频繁的政治僵局和政治动荡，日益加深的社会裂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治整合造成消极影响。只不过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化约了这种消极性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8］。对很多不顾国情、盲目照搬竞争型政治模式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竞争型政治已经或正在给它们带来一系列苦涩的果实，带来的不是政治的一体化，而是一系列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冲突。不同于西方国家竞争型政治整合逻辑，当代中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治。合作型政治作为当代中国实现政治整合的方式，优化了国家治理体系，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

二、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

合作型政治是指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的路径协调政治权力关系与配置政治权利，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的非竞争性政治关系模式。合作型政治既表现为一种政治发展的价值理念，也体现在实践中的制度体系安排和形成的政治秩序中。合作型政治是相对于竞争型政治而言的。从西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来看，竞争型政治“由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其基本假设是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在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础上”［9］。竞争型政治更加强调各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性、对抗性关系，倾向通过一系列竞争性制度安排来寻求政治均衡；而合作型政治更加强调各政治力量间的合作性关系，更加重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凝聚政治共识，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但合作型政治与竞争型政治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合作型政治并不是要排除一切竞争，同样竞争型政治也并非拒斥一切合作。竞争型政治的预设目标也在于寻求政治均衡或者说政治共识，而合作型政治也是建立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25］

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样式更具合作型政治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6］；“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26］292。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的生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政治联合思想为合作型政治提供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努力同其他革命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他们多次强调获得农民支持、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的重要性。“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27］；“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7］435。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同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等组成阶级联盟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多阶级、多阶层、多政党开展政治合作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政治整合道路的认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仅成为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种优良传统，而且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沉淀和行动自觉。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和合”精神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文化资源。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避免了极端的处世观，天然地与协商、宽容、平衡、合作等价值理念相联结，有助于指导多元复杂社会的合作共治。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和合”精神。“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国人对理想政治的追求，鲜明地反映了合作型政治整合的价值渊源。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和合’政治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和合’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28］，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过合作型政治实现政治整合的逻辑。

其三，中国共产党承担的现代国家建设任务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历史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破碎的政治格局，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是建构一个独立、统一的新国家。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寻求一个力量、一个重心、一种价值，使“那些处在独特的民族国家环境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归属到一个新中心”［21］12。1932年，胡适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我以为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29］。20世纪上半叶，作为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阶级，作为理论上应当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的民族资产阶级，都难担此大任。历史最终选择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个“重心”。对于当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立党建国”这一历史使命是伟大而又艰巨的。这一历史使命既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情境中，还处于国内外高度紧张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氛围中，也处于民主资源极度稀缺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实现“立党建国”的历史伟任，必须有效整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合作型政治的逻辑悄然生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所拥有的政治视野与胸怀，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最终完成，同时标志着现代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还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历史伟任，一方面要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高度的组织性，也就是“党力”；另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这种政治理念及其所形成的大政方针政策并非仅仅表现于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全过程，体现在国家治理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同心圆”，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25］。

其四，中国近现代政党生成的特点为合作型政治提供了路径选择。在西方早发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的逻辑，政党基本围绕着议会、选举运转，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竞选纲领，积极动员、吸引选民的支持。但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身处缺乏合法、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环境中，在当时无法通过争取选票、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形式来实现政党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与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其重要任务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殖民与半殖民地位，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历史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客观上存在合作的政治基础。基于中国近现代政党关系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得到了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实践场域。

其五，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为合作型政治提供政治价值基础。合作型政治整合的逻辑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本政治前提。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机整合各社会政治力量的“领导核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是分不开的。二者共同为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逻辑提供了政治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联合和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道义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基于合作型政治整合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了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民主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近代中国民主之路频遭厄运，错误的根源不在中国的传统，而在执意模仿和搬用西方的模式。”［30］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整合道路，既有效避免了当代西方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而屡见不鲜的政治极化现象，也避免了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而导致的政治衰败。

三、当代中国合作型政治整合的统一战线实践

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最为悠久的政策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中国共产党被迫退入乡村，建立了“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1］。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瓦解。中国共产党适时建立了一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2］；“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32］102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并“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3］。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要求“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34］；强调“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大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5］。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统一战线已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治理的结构、功能与过程，“内化为国家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36］。统一战线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统一战线创设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国家建设的首要前提就是如何使存在于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内的人们聚合成国家能够确立其上的人民力量。换言之，就是使分散的个体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聚合成为共同生存在特定的国家共同体之中的有机集合体。”［36］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目的都在于凝心聚力，在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共同的奋斗目标。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对工、农、妇、青等群体的组织化整合，重视通过统一战线推进与其他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的政治整合，进而壮大革命力量，完成“立党建国”的历史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多元、分散的社会政治力量统合进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中国共产党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将人数达数亿之多的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同胞等各方面社会政治力量整合进国家政治共同体中。

在不少国家，基于竞争型政治逻辑，处于少数地位的族群、团体极其容易被边缘化，政治整合的广度、深度和效度受到制约。依托统一战线这一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精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成功地规避了西方竞争型政治的整合不足风险。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一方面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一方面强调“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层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我国对各级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政府、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和有关社会团体，强调要有适当比例的党外代表人士任职。通过这样一系列制度安排，统一战线拓展和提升了中国政治整合的广度、深度和效度。

其二，统一战线展现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合作型政治逻辑。与竞争型政治所塑造的不同政治单元和社会政治力量的竞争性、对抗性关系不同，统一战线的目标在于团结、合作与共识。统一战线蕴含丰富的合作型政治整合理念。在政党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关系不同于西方竞争性的轮流执政关系，也不同于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通力合作关系。在民族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开创、坚持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种新型民族关系防止了民族矛盾、民族分裂引发的诸多政治后果。在宗教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消除了宗教压迫、宗教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危害。在阶层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吸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化解了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风险。在海内外同胞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既坚守一国底线和原则不动摇，又广泛团结爱国力量，凝聚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各种力量。

其三，统一战线创造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塑造了由其领导的多元社会政治力量合作型政治整合样式。合作型政治整合样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是一种新型政治整合机制。第一，它不同于近现代西方政治舞台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提出的阶级合作等改良主张，而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合作型政治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6］304第二，不同于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基于选举需要而实施的功利主义结盟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全面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安排中。第三，不同于不能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偏颇乃至错误实践。统一战线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基本方针，既反对放弃领导权和突破原则底线的做法，也反对“清一色”和纯粹“一体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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