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今年是我国进入“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成为关系乡村振兴的重大问题。为此，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们围绕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和乡村善治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本版特择其部分内容刊出，以飨读者。

杨行治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准确把握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党的领导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就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绝对领导核心，只有通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才能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使命。因此，需要建设众多高质量的基层党组织，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

其次，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注重人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广大人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直接受益人和参与者、亲历者、建设者，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没有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可能。为此，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畅通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渠道，坚持群众的事情群众办，做好相关政策宣传，不断激发群众参与意愿和热情，提升群众参与能力。

第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作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领导组织，往往对乡村振兴产生重大的影响。众多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扎根乡村，在广大乡村地区不断书写新的篇章，全面推进党的工作。通过拓展基层党组织有形和有效覆盖面，设置党员示范岗、先锋岗、党员责任岗等，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着力打造出一批听党指挥、干净担当、素质过硬，勇于奉献，能够牢记和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层党组织队伍，使千千万万个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切实肩负起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乡村治理现代化，核心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动员群众的广泛参与、难点在于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只有不断强化基层党建引领能力，党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才能顺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作者系安徽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杨 静

村民自治作为落实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关键举措，应在“十四五”规划的引领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一步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保障村民自治权利，提高基层群众自治能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基层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形式，村民自治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导向。

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第一要“建机制”，让村民自己主事、说事、议事，牢牢把握自治的核心内容，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真正把村干部的选任权、重大村务的决定权、日常村务的参与权、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监督权都交给村民。第二要“强组织”，加强党组织对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农村社会组织，使其更好地为村民服务。第三要“创形式”，创新村民自治形式，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推深做实乡村微自治。通过探索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小组评议会、户代表会议、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新形式，推动基层协商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形成乡、村、组三级联动协商议事新格局。第四要“重实效”，通过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农村社区为基本自治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发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基层治理功能，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使乡村治理增内生动力，添外在活力。

乡村治，社会和，国家稳，民族兴。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协同性更强、融合性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坚持党对乡村治理工作起总揽全局、举旗定向作用的同时，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对其进行新的审视和设计，进而推动农村基层治理力量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深化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安徽大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

刘 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乡村法治与自治、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治能够强保障、自治可以增活力、德治可以扬正气。乡村法治建设应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着力推进乡村依法治理，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走出一条符合法律基本要求、具有当地乡土特色、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法治乡村之路。

加强乡村法治建设，首先，要树立党领导人民群众依法治理理念。坚持法治为本，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强化乡村法治支持保障，务求提高乡村法治工作实效。其次，强化乡村司法保障，加快“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完善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乡村法律顾问工作，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强化工作保障。完善司法为民便民利民措施，充分利用智能化平台和信息化手段，让农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办事、办成事，着力提高人民满意度。再次，抓紧培训乡村“法治重点人”。注重对村“两委”班子成员、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村民小组长、网格长、党员等重点人员加强法治培训，提高“法治重点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最后，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和平安建设机制。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平安乡村。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为载体，注重培育、选树、宣传法治乡村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法治乡村建设。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依法治理，必须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乡村治理，让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习惯和自觉，实现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法治环境。

（作者系安徽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

马小苏

在当今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快速革新为社会治理的模式、行为方式等带来了新一轮的创造性变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着力推进科技创新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乡村智治是乡村治理主体借助智慧平台的建设与技术手段的支撑实现的有效治理，通过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数字信息资源与乡村社会服务供给的匹配度，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建设智慧乡村，应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发展契机，将智慧治理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有机衔接，形成“四位一体”的智慧型治理体系，以乡村“智治”助推乡村振兴。

创新乡村治理方式，需要构建以科技驱动为着力点的“智慧乡村”基层智能化服务体系，优化路径选择，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

一是，依托智慧设施，实现乡村治理工具智能化。治理主体应牢牢树立全局意识，统筹规划乡村大数据互联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明确智慧乡村阶段性建设方案、目标、成果。

二是，依托智慧工具，构建多方主体治理格局。在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同时，加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利用智慧手段有效整合和协同乡村多方主体，打造乡村智慧治理共同体，提高乡村社会的内聚力、组织力、服务力。聚焦精细化治理，实施“互联网+N”服务。健全乡村网格化信息管理机制，推进乡村基层政务服务数字化建设，“互联网+电子政务”下乡进村，打造乡村智慧管理平台。

三是，创新干群互动方式，建立信息实时交流反馈机制。“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通过小微权力网络监督平台、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等，多渠道实时反馈群众意见要求，实现群众对公权力的全方位透明化监督，从而及时有效改进乡村治理方式。

（作者系安徽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秦倩萍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特色体现为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要坚持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利用智治、实现善治。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文明乡风最根本的还是以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为支撑，发挥乡村德治的积极作用。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要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各级宣传部门应该广泛组织新闻媒体持续深入报道当前农村在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方面的先进典型和有效做法，进一步引导基层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要广泛开展道德教育。各地要把道德教育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工作，推进道德宣讲团等队伍阵地建设，不断引导广大农村群众“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要充分发挥文化的传承和浸润作用。要丰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把弘扬正确婚丧观和中华孝道列为文化下乡的重要内容，多采取农村居民喜闻乐见、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培育熏陶农村居民的道德情操。

要持续营造弘扬文明乡风的实践氛围。文明观念的树立、文明生活态度的树立，既需要教育引导，更需要亲身参与到实践当中，让农村群众在参与中改变自己的观念，在实践中巩固新的文明意识，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道德教化是培育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式。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让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

（作者系安徽大学 2020级硕士研究生）

评论

乡村欲振兴 乡村须善治

王中华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努力建设善治乡村，对于“十四五”开好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好步至关重要。

乡村治理要想走善治之路，必须以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运用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理念，体系化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通过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有机融合，产生最大治理正向合力，发挥最佳治理功效。简而言之，“党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关键在于抓住“党”“民”“治”“融”四个字。

乡村善治关键之一在于抓住“党”字，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党对包括乡村治理在内的一切工作的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乡村治理，实现乡村善治，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并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任务，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给乡村治理布好局、掌好舵、带好头、组好队、产好效。

乡村善治关键之二在于抓住“民”字，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乡村治理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必须以利益为杠杆，以制度激励、政策引导、典型带动、榜样垂范为主要手段，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落实到位，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乡村善治关键之三在于抓住“治”字，在于打造共治共建共享共同体。乡村治理必须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平等、透明、包容、多元、参与、协作的民主治理理念，突破封闭思维和单向管理思维模式，实现从“管”到“治”“服”的思维转变，充分发挥多方主体参与作用，促进基层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组织、企业组织有效联动与协同发力，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乡村善治关键之四在于抓住“融”字，在于把握“党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内在机理。乡村治理必须坚持整体性治理和协同治理理念，发挥党在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中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作用，正确处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协调和有效整合乡村人、财、物、情、信息和组织资源，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同时注重应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治理手段，发挥智治支撑串联和技术加持作用，打造数据驱动、跨界融合、共建共享的智能化一体化治理新模式。

总之，只有通过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智治”深度融合，协力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才能实现治理体系更优、治理能力更强、治理活力更足、治理效果更好，才能不断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作者系安徽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区报》1月28日3版